明德的刑罰來自西周的哪部法典

明德的審慎刑罰來自《尚書康河》：“可是郫縣考文王，克明德審慎刑罰。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雖然已經有了最初的法律概念，但是沒有法典這樣的東西，中國最早的成文法典出現在鄭國春秋時期。

西周“明德審慎刑”法思想主要受到周天命新觀念的影響，崇尚德治、尊天護民，體現在以自我克制、以德為核心實行治的“明德審罰”法律思想中， 以及基於尊敬天、拜祖、保護百姓的“明德慎刑”實踐。

影響：受“明德審慎刑”法思想影響，西周主張“德刑輔”和“禮罰合一”; 在刑事法律制度中，適用刑罰是基本原則，刑罰運用慎重，不實行; 訴訟審判制度也得到了發展，訴訟機制和程式比較完善，審判制度比較公正。

西周以“明德慎刑”、“接吻”、“尊”為指導思想。 在此基礎上，制定了一系列適用刑事處罰的原則：

1.關老關愛的原則。 刑事責任年齡定義為8周歲至80周歲。

2.區分故意和過失、慣犯和附帶犯的原則。 它作為定罪和量刑的標準，在刑法史上具有進步意義。

3.刑罰與犯罪相稱原則。 依法定罪，罪責相應，要依法慎重行事，是“明德慎行”思想的體現。

4.寬大處理和寬恕所有疑慮的原則。 要求案件事實核實清楚，判決依據證據。

5.“刑罰與繼承人”原則與犯罪無關。 要求懲罰不會連線，也不會坐著。

6.對同一罪行的雙重懲罰原則。 西周奴隸制法律最基本的原則，是符合父權等級的要求，是“刑不治醫”的具體體現。 這一原則從奴隸制到封建社會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7.世界的原則是光，世界很重要。 主張靈活運用刑罰，刑法不時變化，即所謂“新刑國，用輕法; 《刑平國》，與《中國法典》同; 懲罰國家並使用沉重的程式碼。 ”

8.正當防衛原則。 為自衛而犯下的殺人罪不按殺人罪處罰。

西周的“明德審罰”思想。

西周初年，周王和周公濟旦看到政治權力的基礎在相當程度上植根於人民的意志，於是對天命的神權思想進行了重新詮釋。 針對殷人的不道德和刑罰制度，他提出了“明德審罰”的立法司法政策，主張德刑兼備，反對專職刑罰殺人。

“審慎的懲罰主要針對立法者和地方法官。 “明德”是要求周王和貴族們注意自身德行的修煉，只有善德才能配得上天命，得到上天的祝福，守住社會; “審慎處罰”是指在適用刑罰時，應謹慎行事，避免濫殺濫殺，以免造成不道德行為。 “審慎處罰”是“明德”的需要，也是重要內容。

基於“審慎處罰”的目的，秦有信在西周的刑法思想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具體表現如下：（1）對犯罪的起始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區別對待。

犯罪的主觀原因區分故意和過失，區分罪犯分為偶犯和累犯，如故意犯罪（“不認罪”）和累犯（“只有結束”），即使犯罪輕微，處罰也很重; 如果是疏忽（“眚”）或偶爾的犯罪（“非最終”），即使是嚴重的犯罪，也可以減少以縮小攻擊範圍。 （2）針對殷尚的“罪人是氏族”，繼承周溫王“罪人不是罪人”的思想，反對宗族懲罰，主張制止犯罪。 強調“父子兄弟之間沒有血緣關係”。

（三）反對“不分青紅皂白地懲罰無辜者，反對濫殺無辜者”，反對不分青紅皂白地施刑。這些想法即使在世界刑法史上也是罕見的。 不幸的是，它沒有始終如一地執行。

西周中後期，“明德審罰”的本質是在重視道德的同時，提出“刑中罰”的思想。 在《穆桂明》中，國王要求祭司（即司法官員）必須以中立的方式受到懲罰，“不懲罰”，不要因為“更多虐待平民百姓”而招致“混亂”。 由於周玄王之後西周社會的複雜矛盾，難以回歸，“明德審罰”的思想未能挽回頹勢。

西方周神權意識形態的動搖導致神權政治不再是統治《懺悔錄》合法性的唯一基礎。 “天與德相配”的思想，已經將統治的合法性轉移到了統治者的“德”上。 “德”成為統治者獲得“天命”恩惠的媒介，使統治者的“德”成為政治留任的支柱之一。

所謂“德”，在西周時期，主要內容是“保護百姓”。 於是，過去對天國的責任就變成了對百姓的責任，“天子對神負責，百姓才是真正對天負責的人”。 “德行慎懲”，正是統治者自始至終要踐行的修德護民的原則。

“明德審慎處罰”的思想，使中國的政治法學思想成為後世對“德、罰、罰”思想的不分青紅皂白的運用。

因為要把人心關在籠子裡，商朝的十星是嚴懲嚴法，所以西周的法律是以寬仁為基，與商朝的法律相比較的。

西周的立法指導思想之一。 所謂明德，就是崇尚德德，是審慎懲戒的指導思想和保證。 所謂審慎處罰，就是處罰適度，不不亂罰，不濫殺無辜。

作為傳統儒家思想的一部分，“明德審慎處罰”的思想不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應該被拋棄。 但是，我們不應該完全否定它，而應該看到它的積極價值，同時，許多有效的治國措施也值得我們總結和借鑑。

一是重視國家工作人員的道德修養。

二是重視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

第三，德治必須以法制為輔，德治不是靈丹妙藥，“以德審慎刑”是對“德與罰”的最好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