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標點符號嗎？ 古人說後面用什麼標點符號

在古代，沒有，通常我們在電視劇集或電影中看到的都是謊言。 現代標點符號起源於西方。

中國古代的標點符號一般簡稱為“讀句”。 句子，如“”相當於今天使用的句號，有大、中、小之分; 發音（發音為 dòu），用逗號標記為“相當於今天的逗號”。 其實，在中華文明發展的漫長歷史中，前輩們使用的標點符號絕不比這兩個多，但畢竟還沒有有條不紊地發展成乙個統一規範的體系，甚至連“句讀”這兩個符號的分工也不固定， 甚至可能不會使用。

現代漢語，如果不是經過專門訓練，拿起沒有現代標點符號的古籍，即使能用參考書閱讀，也很難通過“破句”的關卡，問題在於標點符號不足或太少。

胡石1916年發表的《論句子閱讀與漢字符號》一文，是我國新標點符號的第一部系統、完整的科學著作，本文的主要歷史貢獻有：提出了將讀句符號（點）和文字符號（標記）兩種系統分開的初步思路; 闡明了標點符號在書面語言中的重要性; 開發了乙個相對完整的符號系統; 分析各種標點符號的使用情況; 理清了句子、朗讀和停頓之間的關係。 1919年，以胡石為首的六位學者共同向漢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提交了《關於發行新標點符號的建議書》，該提案於1920年得到教育部批准，成為我國教育部頒布的第乙個標點符號方案。

也應該有，但是和今天不一樣，不然怎麼破句。

如今，很多人誤以為中國古人之所以沒有使用“標點符號”，是因為清朝正式主持了《四庫全書》的編纂，去掉了中國原來的“標點符號”。 清朝文人在寫文章或出版書籍時也不再使用“標點符號”，直到現代新的標點符號出現。

其實，今天用的“逗號、句號、括號、噸”，都是在漢代產生的，東漢徐申的《朔文節子》把“噸”解釋為“有盡，也有知”。 將“擴充套件（）”解釋為“鉤子識別”。 ”

考古發現表明，居嚴寒鑑中除了符號“=”外，還有“w”、“卩”等符號，都起到了讀句或後期標點符號的作用。 例如：韓堅“燕北隧道典當天雲（這是朱筆符號）年月食三胡新年庚旭自摘=卩”; “平武丟貨失火已開火”破城二十七方，有“三右二十九隧道卒”，三十右卒“; “斜榮、王、陽、璐、尚漢壽”等。

這些特殊符號在簡體中文中各有其特殊用途，有的起到後面的作用，如“和”等，有的起到“和”的作用; 有的起到句號的作用，如“卩”; 有的起到標識章節正面或分支和段落的作用，如放在正文開頭的“w”、“等符號”; 一些符號，如“s”、“=”等，還不能確切地確定它們在文字中的作用; 有的與兩個符號結合使用，有的在文末放置“w”等符號，在抄寫或書寫時特意用朱筆跡，以表明其特殊性。

到了宋、元、明三代，“標點符號”的使用已經相對規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原有標點符號進行了多次研究整理，共列出了16種標點符號，包括逗號、句號、括號、停頓、分號、引號、冒號、問號、感嘆號、破折號、省略號、連詞、定格符、專有名詞、書名、重音等。

人們常說“標點符號後面應該跟冒號”; 它通常表示提示後的暫停，或表示下面或一般的提示。

冒號的作用：

它在稱呼之後用於表示以下內容。 例如：“同志們：現在我們開會了。 它經常出現在信件和官方檔案中。 有些人經常忽略稱呼後的冒號，傾向於將其寫成逗號。

它用在“說”、“想”、“是”、“證明”、“宣布”、“例如”、“如下”等詞之後，表示以下內容。 冒號的作用：

1.在信件和演講中使用的稱呼之後，表示提到了以下內容。

2.在採訪、辯論、討論、法庭聽證等記錄中，在演講者姓名之後使用，以引出演講內容。

3.在使用暗示性詞語後，意味著提及以下內容。

第四，它用於在一般話語之後引導子陳述。

在古代，句子和句子中只有停頓的符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標點符號。

大約在漢代，人們使用句子閱讀，但那只是乙個停頓，還沒有標點符號。 大致是語義末尾的大停頓稱為“句子”，在語義末尾需要稍作停頓的停頓稱為“閱讀”。 在宋代，開始使用圓點。

使用乙個圓圈作為句號，使用乙個點作為逗號。 在明代，和，它分別用於表示乙個人的名字和乙個地點。 這些簡單的符號在我國可以看作是傳統的標點符號; 但它非常不完整，並且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被廣泛使用。

在20世紀，現代白話的使用越來越廣泛，迫切需要乙個相對完整的新標點符號。 一些學者開始將歐美一些最常見的標點符號引入中國，並在古代讀句符號的基礎上，參考西方方法，制定了我國最早的適合漢字需要的新標點符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有關方面對標點符號原件進行了研究整理，1951年9月，人民出版局出版了《標點符號用法》。 標點符號有14種，包括句號、逗號、停頓、分號、引號、冒號、問號、感嘆號、括號、破折號、省略號、專有名詞、書名和重音。

在古代漢語文字中，一般沒有標點符號，分句只能靠人的經驗來完成（在文章中加上“讀句符號”：句號看起來像現在的句號，表示句子的結尾; 閱讀數字看起來像當前的停頓，表示語氣停頓），往往模稜兩可，導致對文章的單詞和句子產生誤解;比如清代趙天陽的《新譯文集修訂釋義》中，“下雨天留客，不留我住”這句話有七種解釋方式（另一種說我是客人，不是我）。

但實際上，中國從前秦時期開始就有了標點符號，這在20世紀以後的考古文物中可以看到，但這些符號沒有統一的標準。 例如，在戰國時期的竹簡中，可以看到“ ”型符號，通常表示文章的結尾; 另乙個例子是“”函式是現代逗號和句點的組合，用於表示斷句符。 事實上，早在甲骨文和青銅銘文的時代，中國就已經有了相當奇特的標點符號。

漢代的徐慎在《朔文節字》中加入了標點符號，並獲得了“數字”，該數字已滅絕並被認可。 “我還收到了”（）號碼“和”我也認出了鉤子”。 “所以古代中國只是沒有現代標點符號，不是沒有標點符號。

第乙個從國外引進標點符號的人是晚清同文館的學生張德義。

1868年至1869年間，他完成了《奇異的複述》雖然張德義並沒有有意識地向國內知識界介紹標點符號，甚至還有反對的語氣，覺得這些標點符號很累贅，但他在無意中種柳的過程中，給漢語方言符號的發展帶來了一股新的風。

1919年4月，胡適、錢玄通、劉福、朱錫祖、周作人、馬玉藻六位教授在漢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關於頒布新式標點符號議案的請求》，要求頒布《**》和《論文》。和其他標點符號。

1920年2月2日，北洋市教育部**頒布了第53號批示——《通令採用新標點文字》，我國第一套合法的新標點符號誕生了。

1920年，在陳獨秀、胡石等人的支援下，在上海經營一家小出版社的王淵對《水滸傳》進行了標點、分段出版，這是中國第一次用標點符號出版古典書籍。 標點符號的使用對中國白話文的推廣和使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